我不能活得有尊严，总得死得有尊严（4月1日发布）

很幸运，你还没有成为“富二代”胡斌“七十码”车轮下的谭卓，

很幸运，你还没有成为“官二代”李启铭“我爸是李刚”车轮下的陈晓凤，

很幸运，你还没有成为“军二代”药家鑫“钢琴刀”车轮下的张妙，

下一次，你未必还能这么幸运。

如果你不想有下一次，那你的生命与尊严，就在你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附：药

作者：李承鹏


一个钢琴青年半夜开车撞倒一个串串店下班女工，没死。想了想，取下一把三十多公分的刀连捅八刀，这个过程，女工一直央求别杀了，家里还有两岁半的儿子需要照顾……他没听，颀长的手指激情弹奏中。一会儿，女工果真死了。

大家知道，这个女工叫张妙。这个钢琴青年叫药家鑫。我把他简称，药。

案子大家已很清楚了。该怎么判决也清楚，不清楚的拿把刀在自己身上举例，便会清楚。我之所以把这简称为，药，是因为发生在长安的另一些事情。这天，长安的法庭格外开恩，允许五百名群众入场围观，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四百名整编制的长安乐府，也就是药的同学们接受调查问卷：药，到底该不该判死刑？这时的民意前所未有的统一，药渣子药引子药罐子都答：该名同窗一贯温良，品学兼优，给他一个机会，给未来一片蓝天……场面感人，连天花板都为之动容。

我觉得这个围观的场景很可怕，比那晚上药连捅八刀还可怕。药只杀一人，这时却杀四百人。这样的教育公然训练学生对人性说假话，这样的围观让人瞬间就变成了狼。经此一战，孩子们会陡然明白：只有下手坚决，才能前途远大。这时你就知道，药，为什么会在并无威胁的情况下用弹钢琴的手连捅八刀。

这就是中国教育。一百年前围观做掉一条好汉命，表情被动而麻木，为了一个叫人血馒头的药。一百年后围观一个女工命，表情主动地邪恶，为了一个叫药的人血馒头。可见进步了，中国没有教育，只有药。中国没有老师，只有药剂师。

还有法庭。我不知道为什么允许这个与案情毫无关系的环节出现在法庭上，这不是一个好的教育。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拿出药的道德信物即十三份奖状，奖状又怎样，在中国越坏人奖状越多，刘志军奖状就很多，凡坐过火车的中国人都是他的奖状，他便有十三亿份奖状。再后来就开始阐述激情杀人，从药出生时讲述和解构激情，一直激情到那天晚上。以至于大量围观学生潸然落泪，药也及时当场下跪……激情燃烧岁月，都是好演员。

这就是药。我相信中国法律，却不相信中国法官，在中国不是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而是法官神圣不可侵犯。其实我也同意宽恕的，可一些人举韩裔青年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打死32人后，却被遇难者家属当成第33个受害者点上烛光献上玫瑰升上安魂气球，这例子是不对的。宽恕需要前提，前提是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宽恕，宽恕的就是豺狼虎豹，镇压的全是阿猫阿狗。

其实我不喜欢看到死刑，现在看过点书的人都鹦鹉学舌地学会了“暴力不可解决暴力”。好吧，我只是不明白，李刚案、钱云会案、药家鑫，每逢恶性交通事故时一个叫CCTV的单位，就要给杀人者以大把时段讲述心路历程，最后把一档新闻节目办成了心灵鸡汤咨询节目。专家不分析怎样治罪，却声情并茂讲述“人性弱点”“性格生成原因”。那一个叫李玫瑾的公安大学专家，一直剥啊剥，从性格深处剥到新新人类的社会属性，她其实应当直接说药家鑫有精神病的，而精神病是可以不判死刑的==药家鑫不必判死刑。这时，大家一定要想得起——就是这个专家当年高度赞成北大精神病教授孙东东“上访户都是精神病”，他们一直这样的，妙手做着司法春联，上联：上访户均为精神病，冤情不可信；下联：药家鑫实为精神病，不必判死刑。横批：老娘说不刑就不刑。

这是怎样一个药的语境。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最近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主权，你讲主权时，它给你讲要克制，你要克制时，它让你勿忘国耻，等你勿忘国耻游了过去时，发现两国已握手言欢，油and米。你上不得岸，也退不回去，脑子一激凌就有些偏激。你偏不得激，因为北大会商等着你，不得因食堂涨两毛钱菜金而偏激，但可以为五毛钱赏金而理性，两毛叫偏激，五毛叫理性，差了三毛，正在上演被拐儿童流浪记。其实不管二三五毛都别吹牛逼，别相煎太急，你我至今都不知道到底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反正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有权的被欺负了，跨着省也得运用法律。

这是药的语境，每个人都有病。张妙的事情较容易明白道理，也较安全。但我们没有想像中正义和仗义，我们是多么神奇的围观人群，每晚激情隔海地向阿拉伯人民伸出援手，白天回过头来对办公室同胞下着狠手；恨不得马上游过岛去灭了日本鬼子，平时大街上见个小偷都不敢喝斥；天天呐喊民主和自游，选个小组长都可能暗箱操作；见着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可每当公务员考试那才叫人山人海排山倒海；下次遇着的不是药加鑫而是要加薪的诱惑，你能不能也按组织要求填个特别乖的答案……我们什么都明白，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如果你觉得这么说伤了自尊心，那我宣布，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还说，不是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几千年如此。

有了以往的经验，我已不太寄望延期审理的药家鑫到底判不判死刑，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层出着你就淡漠了，淡漠了，你就发现关注药加鑫不如关心“要加薪”了。我不求结果，只希望程序正义，我不能活得有尊严，总得死得有尊严。不能死得有尊严，审判也得有尊严，即使审判没尊严，也得围观得有尊严，谨以此句献给发明了“围观改变中国”刚刚因故离开南方周末的笑蜀，共为此句节哀顺变。

该吃药了。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3月30日发布）

这是一首名为《百分之百》（A hundred per cent）的歌曲的歌词，作者为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1970年因受查禁而转入地下的捷克摇滚乐队。


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
他们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和理想
他们害怕葬礼，和墓上的鲜花

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党员，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
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艺术
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
他们害怕剧院
他们害怕电影，害怕汽油，害怕上帝/或其他令人敬畏之物
他们害怕画家，害怕音乐家，害怕石块和雕塑家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电台
他们害怕技术，害怕信息自由流动
害怕巴黎竞赛，害怕电传，害怕加顿伯格，害怕施乐
害怕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害怕所有的波长
他们害怕电话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让人民进来
他们害怕让人民出去
他们害怕左派
他们害怕右派
他们害怕苏联军队突然离去
他们害怕莫斯科的变化
他们害怕面对陌生人，害怕间谍
他们害怕反间谍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自己的警察
他们害怕吉他手
他们害怕运动员，害怕奥运会
害怕奥林匹克精神
害怕圣人，害怕儿童的天真

他们害怕政治犯
他们害怕犯人的家属，害怕良知
害怕科学
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
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
他们害怕明天
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摇滚乐队比别人更遭受
政治镇压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摇滚乐，害怕电吉他
害怕电吉他，害怕走在街上和在锁好门后的老人
他们害怕人们写的东西
害怕人们说的话

害怕火，害怕水，害怕风，害怕雪花纷扬
害怕爱，害怕排泄
他们害怕噪音，害怕和平，害怕沉默
害怕悲伤，害怕欢乐，害怕语言，害怕笑
害怕色情，害怕诚实和正直，他们紧张了

他们害怕孤独，害怕学习，害怕有学识的人
他们害怕人权，害怕卡尔·马克思，害怕原生力量
他们害怕社会主义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们害怕摇滚乐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执政者才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发起者（3月24日发布）

连续几天，《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都在发文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包括“专访李君如：稳定是改善民生的内在需要”、“稳定是‘幸福大厦’的地基”、“中国执政党须长期保持高满意度”等。

对于这些文章，眼睛雪亮的网友们评论说得很好。“多数人的幸福，才是稳定的地基；强制的‘稳定’，只能让少数人感到幸福。”“公平，公正，公开，百姓自然就幸福了，社会也就稳定了。”“我的理解是：广大人民的幸福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我觉得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公平是幸福的基石，幸福是稳定的基石。”看来《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文章作者的基本逻辑没学好，发回重修。

《武状元苏乞儿》结尾有段对白，说得很好。----皇上对苏乞儿：“你们丐帮几千万人，一天不解散，我怎么心安？”苏乞儿：“丐帮有多少人不是我决定的，是你决定的。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让百姓安居乐业，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同样，有多少人响应中国“茉莉花革命”，不是发起者和组织者决定的，而是由执政者决定的。如果执政者能从善如流，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保证民众安居乐业，谁还用得着上街去搞“茉莉花革命”啊。

可是，执政者的欠账已经太多了，执政者的欺骗已经太多了，执政者的信用已经完全破产了。学生挂科挂多了还要劝退呢，中国民众给了执政者六十多年的时间，够了，该是由民众自己决定未来的时候了。

我们的未来，就在我们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再次重申关于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时间地点的建议（3月23日发布）

鉴于国内互联网受到严密的监控，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时间地点在国内的传播不得不更多依赖于传单、口耳相传等传统形式，频繁变动集会时间地点或一个城市设立多个集会点将不利于国内朋友响应“茉莉花革命”，也不利于产生累积效应及外界媒体的关注。在此再次重申关于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时间地点的建议：集会时间固定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除非该集会地点完全不再具备集会条件，下列城市的集会地点将不再变动。

01. 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前
02. 上海：人民广场和平影都门前
03. 广州：天河购书中心门口
04. 成都：春熙路麦当劳门前
05. 杭州：延安路开元路路口的家乐福超市
06. 西安：钟楼开元商厦门口
07. 南京：新街口正洪广场肯德基店
08. 长沙：黄兴路步行街中心广场
09. 天津：劝业场正门
10. 沈阳：南京北街肯德基门口
11. 长春：文化广场西民主大街快乐购超市门口
12. 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
13. 武汉：武昌区珞喻路群光广场
14. 济南：泉城广场银座购物中心
15. 青岛：五四广场五月的风雕塑市政府对面
16. 吉林市：世纪广场
17. 大连：中山广场
18. 郑州：二七路百货大楼前
19. 贵阳：人民广场沃尔玛购物广场前
20. 太原：五一广场太原影都前
21. 南昌：八一广场百货大楼前
22. 福州：五一广场越洋图书城门前
23. 南宁：朝阳广场
24. 拉萨：巴郭街大昭寺广场
25. 乌鲁木齐：建设路人民电影院门口
26. 深圳：华强北路麦当劳门口
27. 重庆：解放碑路麦当劳门口
28. 呼和浩特：新华大街新世纪广场门前
29. 石家庄：人民广场图书大厦新华书店前
30. 兰州：东方红广场肯德基门前
31. 昆明：东风广场新世界百货门前
32. 齐齐哈尔：肯德基爱格店前
33. 合肥：市府广场赛康数码广场前
34. 厦门：中山路肯德基门前
35. 温州：学院中路肯德基门前
36. 苏州：苏州印象城入口处
37. 宁波：天一广场
38. 西宁：西宁三田书城门前
39. 徐州：金地百货楼下广场
40. 广西梧州：恒业国泰广场（十字路口前）
41. 河北保定：总督府广场
42. 四川眉山：雕像广场德克士前
43. 鞍山：219公园正门
44. 海口：海秀路的明珠广场西南侧
45. 日喀则：扎寺广场
46. 云南德钦州香格里啦：中甸广场
47. 康定县：音乐广场
48. 昌都地区：豆豆嘎广场
49. 青海黄南州同仁县：三岔路口
50. 柳州市：江滨公园
51. 桂林市：中心广场（八桂大厦对面）
52. 临桂县：二塘大园盘
53. 玉林市：南城百货（步行街）
54. 百色市：森林广场
55. 贵港市：南城百货门前（广场对面）
56. 绥化市: 绥化市政府广场（北林区人民路2号）
57. 大庆市：时代广场（萨尔图区东风路）
58. 牡丹江市：市政府门前广场（江南新区率宾路）
59. 佳木斯市：市政府门前广场（长安路2666号）
60. 黑河市：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爱辉区通江路）

未列出的城市，请朋友们自行前往城市中心广场。


统一口号：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2011年3月23日

“稳定”是把双刃剑，“钥匙”就在星期天下午的两点（3月22日发布）

不少上访的朋友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案子道理浅显法理清晰，却屡次上访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有的访民说，这是因为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偏袒事件的另一方，或者是对自己的事情不重视；有的学者说，信访系统只是一个信息汇总转发的机构，事情处理还是要回到甚层，所以基层的问题很难通过信访制度得到解决。其实这些看法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事情处理与否，就是一个利益算计成本比较的问题。访民朋友明摆着占理合法，但事情却得不到解决，有几大原因。

一是上访的事情涉及到以前在任官员的过错，现在这些官员可能都升迁了，成了现任官员的上级或同事。涉及到过错责任要求赔礼道歉的这类事情，再占理，也很难得到处置。这不是官官相护，是基层官员不敢得罪上级。福建省福清纪委爆炸案侦破总指挥牛纪刚，现在已经是福建省公安厅长，福州地方政府现在无论如何是不敢对这个案进行重新审理，案件的嫌疑人吴显龙自2001年7月27日被抓捕，经几番审讯，却久拖不判，到现在也没给任何说法，十年了。

二是上访的事情涉及到官员或利益集团庞大的利益关系而无法处置。钱云会上访七年讨不到说法，最后死在车轮下面，就是因为事情关系到浙能乐清电厂工程征地。现在还不清楚地方官员在征地过程中涉及的经济利益情况如何，但浙能乐清电厂隐藏的背景却是众所周知，这就足以让地方政府无法给钱云会一个说法。即使钱云会死在车轮底下之后，乐清方面扣押证人，对证人刑讯逼供等行为也让外界觉得难以想象。

三是基层官员不想给其他访民朋友“不良示范”。有的访民朋友不解，自己的事情，可能也就涉及不大数目的赔偿，但基层政府在围堵截访中花的钱，早就超过要赔给自己的钱，为何基层政府不愿意赔偿？特别是对于复转退军人、民办教师、国有银行买断中龄下岗职工更是如此。基层官员担心的是，给一个访民赔偿了，会鼓励其他有类似情况的人也去上访，也去要求赔偿，最后总的成本无法承担，就只好昧着良心，屡屡强行压制类似上访。

四是涉及的事情时间较长。一方面是想重新调查难度大，成本高，即使最后调查清楚给访民朋友一个清白，但对官员本身的政绩并不见得起到多大的帮助作用。另一方面像是很多征地拆迁补偿的案子，前一任领导该赔没赔，该补没补，现任的也就能拖就拖，拖到自己离任就不关自己的事了。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要的是面子，他们会要求地方政府把上访的事件解决掉，不要让访民聚集到北京来“影响稳定”，为此他们还搞了一套考核制度。对于基层来说，如果上访的案件被上一级信访系统记录在案，就有可能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升迁，地方政府就会想尽办法去北京“截访”，去找关系到信访系统“销案”。截访回来的访民，也别指望案子能够得到处理，就像前面说了，地方政府担心一解决会引起更多人上访。

“稳定”其实是把双刃剑，地方政府无时无刻不是在算计利益和成本。政府会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压制访民朋友的合理要求，访民朋友其实也可以用制造可能影响“稳定”的事件来“威胁”地方政府，让政府解决自己的事情。类似的做法其实非常普遍，例如堵路，但这样做的法律成本很高，不少访民朋友因此被判刑。想使好这把双刃剑，要把握好尺度，关键一点，访民朋友要做到让自己的风险足够小，如果地方政府置之不理的话，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却可能会非常大。

中国“茉莉花革命”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访民朋友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两点到各个城市的集合地点去，亮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如果地方政府要处置你，你可以辩解说自己只是来反映一下自己的问题，不知道什么“茉莉花革命”，只是时间上巧合了，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是“守土有责”，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的前途就会被“一票否决”。政治前途是经济利益的保证，只要能让大家不在星期天下午两点聚集在一起，他们什么成本都愿意承担。于是，访民朋友就可能通过这个安全的行为，让久拖未决的事情得到处理。

记住了，“稳定”是把双刃剑，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在星期天下午的两点。

几点小意见（3月17日发布）

日本地震了，这是人类历史的又一次劫难，有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提议把320集会的主题定为“为日本人民祈福”，我们认为并不妥当。因历史原因，还有很多中国民众对日本这个国家及对日本人民不大谅解，这种情绪在中国的普遍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更自由的信息环境，让民众了解历史，了解当下，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茉莉花革命”目标清晰，目前应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围绕中心目标，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运动中来。如果在行进当中提出来的口号可能导致内部分化，就尽可能不要提，否则将会是得不偿失。

另外，南京市民因梧桐树被砍伐而发起了“保树运动”，这是非常难得的维护个人权利与鼓励公共参与的一次演练，也是走向公民社会必经的学习过程。我们要创造有利环境，让南京市民能够更安全更理性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展现自己的意志。例如，我们可以帮他们提醒风险，帮他们转发活动信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千万不要见猎心喜，千万不要将“保树运动”与中国“茉莉花革命”扯上关系，否则，只能为当局的打压制造口舌，恶化南京市民的参与氛围，伤害热心的南京市民，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

像南京“保树运动”这种区域性的群体事件将会在中国广泛发生，广义上，每一次事件都将唤醒更多的人，从而成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但中国“茉莉花革命”要介入这类事件，一定要慎之又慎。

需要的是提醒的是，当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还没有显示出可以表明身份与对方对抗的力量时，建议不要在行动现场做出明显显露身份的事情，例如特定的穿着、标记及行为等。请务必选择对自己风险最低的方式参与，目前“我们只需要走到指定的地点，远远的围观，默默地跟随，顺势而为。”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2011年3月17日

推荐：简化的茉莉花散步地点-3月20日（3月16日发布）

推荐：简化的茉莉花散步地点-3月20日 ，请点击前面的链接。

建议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不要加入任何形态的小组（3月15日发布）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参与者不宜设立电子邮件小组的方式进行组织建设，建议参与者不要加入任何形态的小组，常态化的小组不能持续有效发展。

设立电子邮件小组的方式进行组织建设最大的问题是，小组成员被监控的机会大大增加，利用监控邮件中链接的访问来源，很容易定位使用电邮人士的IP；其次，小组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利于信息的有效扩散；再就是小组的维护需要核心成员，与去中心化的方向相违背，如果核心成员受到控制，小组将难以为继。

建议优选方式是通过代理机制翻墙再匿名使用Twitter或Facebook，国内的参与者不宜直接使用Twitter第三方客户端访问Twitter，有关部门可以追踪及比对第三方客户端的访问情况来定位使用者。

使用Twitter的用户，可以用标签机制来组织讨论，例如讨论北京的集会地点可以设定 #bjjasmine 这个标签，相关标签的内容可以集中检索及输出。Facebook可以使用群组功能进行讨论。优选是使用Twitter的标签机制，任何人可以随时参与，也可以随时退出，参与及退出都不影响整个讨论的持续及机制的运转。最重要的是，安全比较有保障。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2011年3月15日

关于阶段性诉求与目标的几点建议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结束一党专政”，此前发起者也强调中国“茉莉花革命”没有阶段性目标。但因参与者众多，难免会提出不同的诉求和阶段性的目标，为了不迷失方向，这里对诉求和阶段性目标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否符合“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总目标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诉求和阶段性目标不能背离“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大方向。无论如何，中国“茉莉花革命”在“结束一党专政”确立之前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协商的可能，中国“茉莉花革命”亦不会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接受制度改良的安排。

二、是否符合去中心化公民革命这个特质

发起者此前强调过，中国“茉莉花革命”是在互联网“云智慧”时代信息平权条件下的一场公民革命，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比别人或别的组织拥有更特别的地位。如果有个人或组织号召别人或别的组织以他们为中心进行协调或接受他们的领导，都是与去中心化特质相违背的。

三、是否有利于将行动向前推进

中国“茉莉花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每一轮召集，都是起到推广、宣传和唤醒的作用。每一轮召集中诉求与阶段性目标的提出，其成功与否的唯一检验标准就是能否鼓励更多的人在下一星期天的下午两点走上街头。

四、是否争取到更多的自由

有个对比的时间点就是2011年的2月17日，吹响中国“茉莉花革命”号角的日子。中国“茉莉花革命”争取到的自由，要比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更多，例如，作为阶段性目标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拘留和失踪的人士的诉求如果能得到立即满足，但仅仅是止步于此的话，那只能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五、是否可以立即得到回应和检验

中国“茉莉花革命”是以星期为周期推进的公民革命，在进行过程中提出的有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必须要在一星期内能马上得到回应和检验。如不能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回应，例如某些具体的政策改变需要较长时间的调研准备和落实，提出来就失去作用，没有必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来。如果提出来的阶段性诉求，即使对方有回应，但效果难以检验的，也不适合作为“茉莉花革命”的阶段性目标提出来。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2011年3月12日

选票不在自己的手里，但希望就在我们的脚下（3月12日发布）

2011年的全国“两会”，3月14号就要结束了，前一天是3月13日，星期天。本届两会，有不少值得留意的言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说：“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农大副校长温思美：“要大幅提高农药、化肥的价格，让他们（农民）用不起。”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电影要立法，规定血到什么程度，炸到什么程度，不能有凶杀，不能有强奸，不能有暴力，不能有变态。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电影要分级，而是要立法，立法是大概念。”

全国人大代表、歌手李丹阳：“加强互联网的微博管理刻不容缓！我建议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互联网以及微博管理！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快实现网上论坛和微博的实名制。”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杨光成：“我作为交通厅长，一年有1/3的时间在工地和项目上。云南的交通非常不便，公务员下乡应该坐25万以上的好车才能保障安全。”

从这五条发言摘录，可以看出官僚资本权贵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图景。先把农民捆在农村，不让他们到城里来，再用经济手段让农民成为替权贵阶层生产“绿色食品”的“农奴”；通过提供精心选择的娱乐产品，继续对民众加强洗脑，再通过网络监管及新闻封锁，压制民众不满的声音。如此一来，权贵们就可以为所欲为，随便找个借口，“下乡应该坐25万以上的好车”，国库民财，全供他们挥霍。

为何他们会如此的赤裸裸？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他们。名义上，全国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但没有人知道谁选了他们，民众不知道他们该向哪些选民负责，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从年满18周岁始，我们看到过几次选票？见过几次候选人？我们都是郑渊洁所说的“精神病”。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凭什么代表我们？吴邦国凭什么说，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有人仍对中国的政治改良抱着一丝侥幸。温家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看到吴邦国的那番话，这些人还会再抱任何幻想吗？

其实，他们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也不用抱任何侥幸和幻想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承诺过太多，欺骗了太多。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话，我们可以“听其言”，但不必“观其行”了。

我们的选票暂时不在自己的手里，但希望就在我们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邵夷贝：《幸福与尊严》

六间房

Youtube

中国“茉莉花革命”不存在现实的发起人和组织者（3月9日发布）

中国“茉莉花革命”是互联网“云智慧”时代的公民革命。其去中心化、匿名化的组织形态，从本质上决定了中国“茉莉花革命”不存在现实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连“我们”也是虚拟存在的。

任何个人或组织明示暗示自己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发起人或组织者，都是不了解这次运动特性之表现，都会起到破坏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作用。

中国“茉莉花革命”只有参与者，这是参与者自己的运动，这是参与者自主改变现状的运动，参与者就是运动的主体，参与者透过“云智慧”决定运动的去向。

中国“茉莉花革命”这种组织形态，不仅适用于当下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历史任务，亦适用于未来中国民主转型成功后终结政治经济精英垄断民主革命成果的传统格局。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平权必将给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公民权利的真正平等。

一个简短的声明（3月8日发布）

中国“茉莉花革命”从来没有设定阶段性目标，亦不会和“绑匪”讨价还价，我们口号是：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2011年3月8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3月8日发布）

你们要征我的地，没谈好价钱，直接就把我的庄稼拔了，地也给平了，房子也给拆了。我要告状啊，法院不受理，我只好到省里到首都去上访。于是，你们就说我是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和谐稳定。

开始的时候，你们派人守在北京，一看到我出现在北京，就把我拉回家。后来，你们把我的身份证号放到全国统一的网络里，我坐火车上北京，乘警在列车上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一看我是上访户，还没到北京，就让截访的人把我带下车给拉回原籍了。再后来，你们派人在火车站守着，在汽车站守着，在我村子的路口守着，我一出村，他们就拦住我。我硬闯出去，他们就动手打我。你们说，因为要稳定，所以只好把我控制在村里。

你们稳定了，可我不稳定了啊。我心里有怨气，为什么要征我的地却不给我合理的补偿？我的心里有怒火，法院开着不给告状、信访办开着不给上访，老百姓上哪去讨个公道？你村口派人守着，汽车站派人守着，火车站派人守着，北京派人守着，得花钱吧，这些钱肯定也是从我们身上收去的吧。

稳定不是我们破坏的，你们不低价抢我的地，不拆我们的房，再高价卖给地产商赚中间的差价，我们也就不会去告状不会去上访了。你们不能在压榨我们制造矛盾的同时，同时又跟我们说要理解你们，要珍惜稳定。你们总不能在杀猪的时候跟猪说：“只是要吃你的肉，你要注意大局，在注意稳定，一会杀你的时候你别嚎叫啊。”痛了总是要叫的嘛。政府看得住我一时，看不住我一世，瞅空我还得出门讨个公道啊，天下难道还真没王法了？

稳定是你们破坏的，我也告诉你强压是不会稳定的，这就要你们想办法怎么样才能真正稳定。地已经征了，房子也已经拆了，又不让我们告状上访，除了不让我们出村子，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实现稳定？当然有，那得消掉我的怨气怒火才行。把账目查清楚，把该补偿的补偿给我们，把那些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作过恶的依照法律规定给惩处了，我们自然就不用再去告状上访了。道理都是明摆着的啊，不能黑又是你说的，白也是你说的。

国家富强了，我们也高兴，但你们要让我们感觉生活更好了，更安全了，更自由了。稳定不能只是你们执政的稳定，也要让我们老百姓生活得稳定，心里头踏实。像现在，上网发个文章人没了，出门买个菜房子没了，上街溜个弯孩子没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稳定。我们觉得不安全不幸福不自由，国家富强又有什么用呢？可是现在你们什么都不愿意做，什么都不愿意改。地还要继续征，房子还要继续拆，我们不愿意，你们就动用警察保安黑社会来对付我们。踩死一只老鼠还会“吱”一声呢，如果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说我们不想这样下去了，那也不能怪我们想要乱啊，那都是你们逼的啊。如果有一天，别人在县城广场闹点乱子，说不定我也会上去添把火扔块砖，我的气无处消啊。

我们都知道乱了不好，但生个娃还得痛上一阵子呢，有的生不出来还得剖腹产，剖腹产时打了麻药不觉得痛，生完不还是一样会痛，还痛几天呢。想要新生命，又不想痛，天下那有这么好的事啊。乱不是最坏的事，关键要看乱了之后能不能不再乱，会不会不再乱。再说了，即使现在硬压住不乱，但大家总觉得迟早要乱肯定会乱，这日子也没法过啊。

关于中国“茉莉花革命”当前形势的几点看法（3月7日发布）

中国“茉莉花革命”周日集会已经进行了三个星期，出现在集体会现场的人数有多有少，总体反应让人鼓舞。不管三周来集会的人有多少，集会号召已经成功让中国政府在全世界暴露了其外强中干、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借助中国政府的过度反应，让中国政府企图封锁北非中东民主浪潮信息的企图彻底落空，让越来越多的国内人民知道了“茉莉花革命”，更加清楚和了解了中国的现实状况。国内的安保力量，也因为这次行动而疲于奔命，怨声四起。行动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不少人因为“莫须有”或谈论“茉莉花革命”而被拘留、传唤和骚扰，这笔账要算到政府头上。

中国“茉莉花革命”与以往的革命形态不同，这是一次互联网时代的公民革命。没有组织者，没有中心，参与者都是匿名的，以最低的成本参与。建议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要以真实身份出面以发起人或组织者自居，因为任何个人或组织总有支持的或不支持的，站出来真面目示人反倒会降低参与者的力量，特别是有些色彩比较鲜明的个人或组织，站出来会让国内的朋友们不便参与，让不认同的朋友不愿参与。甚至可以说，任何个人或组织站出来说自己是发起人或组织者，都会起到破坏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作用。

中国“茉莉花革命”是每周日下午的民众集会活动，每周的召集，就是一个宣传、唤醒、发起和行动的过程，结果的发生，应该是顺其自然的，也是自然而然的。每个周日才是重点，与“四五”、“五四”、“六四”这些特定的日期毫无关系。如果特别强调其中一个日子，必然会减弱这个日子之前及之后周日集会的关注度，得不偿失。现在只要做好每周日的集会地点选择与调整，然后通过互联网把集会地点的信息尽可能发布出去，传递给国内的朋友，然后再搜索反馈周日集会的效果，这就足够了。

在未来的周日集会号召中，我们应充分唤醒中国各阶层对现状的认识和了解。国内的民众对国家、历史、民族、社会责任这些宏大命题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只对自己的利益得失有兴趣，如果有些朋友或组织要针对特定群体发布文告或声明，一定要从该群体的具体利益诉求去谈。例如现役军人，最大的问题是军队内的腐败问题，要花钱送礼请客搞关系，才能转士官、才能提升、才能转业安排到一个好的工作，军队国家化那些空洞的口号和他们的距离太遥远了。例如公安民警，最大的问题是财政上实行收支两条线之后与其他公务员收入不均衡、不同警种间的收入差距、提升通道过窄、职务与待遇不对应等问题。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问题，对于复转退军人、农民、民师这些群体也一样，要讲清楚他们的现状与体制结构的关系，特别说明他们遇到的问题在现行权力架构下无解这样的现实，才能打动他们唤醒他们。文本上建议也不要使用意识形态及革命斗争色彩强烈的词汇，不需要喊口号，平实即可。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2011年3月7日

写给大学同学们的话（3月5日发布）

我们都有一个称号，叫大学生。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会把校徽戴在胸口，那个年代，大学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号。现在大学生是什么呢，有个古老的笑话说，王府井掉下一砖头，砸中十个人，有九个是大学生。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我们看看，我们上的是这样的大学吗，我们还算不算是一个“大学生”呢？

我们现在上的就录取书上的那个大学吗？大学疯狂扩招加上房地产利益的推动，大学校园一扩再扩，大学城跑马占地。有多少同学现在不是在大学城分校区上学？我们说是考上了某个知名高校，可我们分校区的校园、氛围，跟这个校名有任何关联吗？在大学城里，我们的建筑都一样，走在大学城里，我们也分不清彼此。

我们记不住导师的样子。学校自己的讲师教授，根本不住在分校区，只在校本部里忙着自己的课题社交；很多随便从外面聘请来的“老师”，只有在上课时才能看到，下课后就不见了人影。没有大师，没有讲座，没有传承。当语言培训、优惠电话卡、交谊舞班、成功学讲座之类的海报贴满我们校园的布告栏的时候，我们曾否看到过一张文学、历史或哲学讲座的通知？没有了“独立思考、客观批判”的熏陶，这还是大学吗？

我们被放逐而自生自灭。出城一趟，要换几次公交。想出去看场电影、见个朋友，太晚了没有公交车，甚至无车可打。学校旁边的农民屋，大排档，钟点房，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大学岁月，就在老鼠乱窜的地沟油大排档里沉醉，在钟点房那肮脏的床单上翻滚。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一到周末就被豪华车接走了。

从拿到入学通知书时就列明的学费，到报到时的住宿押金，到用水用电的预付费，还有挂科后不得不按学分补交的昂贵费用，每张单据都透着一个大字：钱。学校对于我们，除了“吸血”及一纸文凭，还给我们什么？奖学金是团委学生会那些马屁精学生干部的专利，助学金是给那些打小报告的学生信息员的奖赏。万幸的是，我们的父亲没有像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的父亲那样，因拆迁而被活活打死在自己的家里，所以，我们的父母还能东拆西借，把我们多如牛毛的费用一一付清。

万幸的是，我们没有像河北工业大学大四的同学赵伟那样，只是因为在返校的路上，向列车长反映了被乘务员奚落嘲弄，便在半夜被乘警带，他的父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尸身伤痕累累；他的父母竟然被告知赵伟是在“大庆火车站跳楼身亡”。万幸的是已经回到校园里的我们，没有像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大一同学陈晓凤那样，在她那生命飘散的最后一刻，听到的还是富二代的叫嚣：“我爸是李刚”。我们也没有因为不堪重负，像有些同学那样从高楼一跃而下，所以，我们还能拿到一纸毕业文凭。

骗子们拿走了我们的钱，却没有让我们得到大学应有的教育，我们得到了文凭，面对的却是失业。问问我们的的师兄师姐，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在离校前拿到OFFER？父母已经为我们累弯了腰，我们有何颜面回去面对江东父老？我们不是薄瓜瓜，我们不是陈晓丹；我们的爸爸不是薄一波，我们的爷爷不是陈云；所以我们的学校不是剑桥，也不是哈佛；所以我们去不了摩根士丹利，也去不了中金，更去不了清华同方。

机会平等来自于权利平等。当一个政府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为我们作出任何改变吗？权利和平等需要我们去努力去争取，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后代，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熊培云先生文章“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中有一段话：

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一样，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他们未必是一群被驯化到不能自组织的愚民，但是在一个压力型社会里人人争做 “鱼民”各顾各也是无比真实的。由此，这种各顾各的家族救济一方面部分地完成了社会自救，另一方面也将这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鱼民之家”：一是网里之家，二是网外之家。网里的“鱼民”虽劳苦却也因为网外的“鱼民”而看到希望，而自以为逃出生天的网外的“鱼民”同样因为网里“鱼民”的痛苦而知足幸福，不问世事与网事。其结果是，虽然都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存在，却也心安理得。大家各怀家事与心事，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抬望眼，数万里江湖，看似也波平如镜。

让我们看看“网里”、“网外”，如果我们不能“心安理得”，那就让我们用最低调的散步围观，走出校门，去发出我们最卑微的请求：

我们需要平等的权利，我们需要平等的机会。

我们的权利，请还给我们。

关于中国“茉莉花革命”城市集会地点的建议 (3月4日发布）

现在有不少人自称是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在发布集会地点，各出奇谋，这符合互联网“云智慧”时代的群众运动特点。

目前关于集会地点的信息发布比较混乱，关于集会地点，我们有几点建议：

• 地点的选择一定要在靠近中心广场、人流量大、聚集和疏散都比较便利的地方。
• 建议一个城市的集会地点尽量少，一个最好，可避免人员分散，又方便媒体报道。
• 如公布的集会地点已经受到破坏，像北京王府井的麦当劳，就应当在下一周变更地点。
• 变更地点统一在一下周再行调整，一旦公布就不要变更。
• 每周尽早公布集会地点，给国内人民口耳相传留下足够时间。
• 集会城市不宜增加过快，可视效果及时调整，东北、东南、四川可作为优先地区。

本站点下周起视情形再行决定是否公布集会地点，想查询集会地点的朋友可访问其他平台的信息。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我是一个农民，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即使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种植，能不能让我们能从地里刨口饭吃？即使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即使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即使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填平我汗水浇熟的田地？即使，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下？

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即使我的孩子能上城里的学校，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即使我要给更多的学费，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锅，没收我的板车？即使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图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即使不给摆摊，一家人衣食无着我不得不带着孩子出来乞讨，能否不强行拉我们去验DNA？如果我的孩子让人拐走了，能不能不要让人把孩子拐到黑砖窑做奴隶？即使他被人拐走做了奴隶，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孩子找回来？

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再低头慌张躲避？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我是一个国有银行的下岗职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是一个教徒，你能不能尊重我的信仰自由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机会，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庭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或监狱，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活着走出看守所、劳教所或监狱？

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供我一个人上学。即使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扔到郊外的大学城自生自灭？即使把我扔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我能群租苟且偷生等待机会？即使我能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按年薪的合理比例购置我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成为“房奴”？

我只是一介布衣，你能不能不随便在路上把我截停来查我的身份证？即使要查我的身份证，万一我忘带了，能不能不把我关到看守所？即使把我带到看守所，能不能不要叫我的家人带钱来赎人？即使不叫我家人赎人，能不能不要殴打我？即使要殴打我，能不能不把我打死？即使把我打死了，能不能不说我是“躲猫猫死”“睡觉死”等原因而意外身亡？

我有一所祖传下来的房子、一所我辛苦赚钱买回来的房子、一所我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房子，即使你需要用我房子下面的土地，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房子的价钱合理补偿后再拆我的房子？即使不能商量，能不能按照房子的市价购买我的房子？即使不能按市价购买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趁我不在的时候扒掉我的房子？即使不能不扒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要找人来打死打伤我后再拆房子？即使当我不得不点燃自己身上的汽油的时候，能不能不说我是暴力抗法？就如梁文道所说，“好，就算你不能保证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强拆，起码你也该留道气口，让他们去上访投诉吧。如果你连上访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强奸那个跑来上访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强奸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让那个女孩去报个案呢？就算做做样子也行吧？万一这女子太过害怕，找人陪同壮胆，能不能不捉那个陪她的善心人，说他是‘聚众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这个人，至少让他见见家人和律师好不好？”

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必要的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能通过法院寻求公正与赔偿？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撤诉？即使我被迫认罪撤诉，能不能不让我消失于人世？

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节育？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扎？如果我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即使这些事情你都做了，能不能给我的孩子一个户口？

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即使我能如期出狱，能不能不把我放到一个更大的监狱里？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完全都不可能得到一丝一毫的满足。

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毫无尊严地乞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现在，我清楚我需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只有两个字：尊严。

我的尊严，不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